壶生的博

钱学森在中国是大科学家，是力学家，对他的学问本业，专业以外的一般国民知之不详。知道更多的是他早年归国的传奇和有关他与“两弹”的故事，是一位楷模人物，这是正面的。当然也有负面的，而且在身后也被人揪着不放。

在跃进年代，各地捷报频传，“卫星”满天飞，以粮食产量最叫人欣喜。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7月12日报道：据新华社郑州11日电，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，平均亩产7320斤。时隔一个月纪录被刷新，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8月13日报道：新华社武汉11日电，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，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。又隔一个月零五天纪录再刷新，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9月18日报道：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，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。

余生也晚，孤陋寡闻，不知是否还有比这更大的“卫星”。

举国狂欢，连领袖们都在考虑这么多粮食吃不了怎么办，一颗又一颗的“卫星”，一再挑战着人们的常识底线，所以，欢欣鼓舞中也有狐疑。

这时，有两篇文章面世：《粮食亩产会有多少？》和《农业中的力学问题——亩产万斤不是问题》，前者发表于首席党报《人民日报》，后者刊于首席科普刊物《知识就是力量》。

《粮食亩产会有多少？》论证：“现在我们来算一算……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，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！这并不是空谈。”《农业中的力学问题——亩产万斤不是问题》中计算：“我们算了一下……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.9万斤了。”论证和计算的结果是平均亩产量4万斤上下不是空话。

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。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的话，可能会有影响。据说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。党史专家罗平汉曾说，出身于农家的领袖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，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，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。”

持这种看法的人很不少，因而时至今日，有不少人揪着钱不放，认为他应该“道歉”。壶也认为他应该“道歉”，觉得他多事，对本业之外的事信口开河。但是，直觉以为，虽然未见到他“道歉”之类，这也不应该是故事的全部。因为这也不太合常识。

还真猜着了，这故事还真有后一半，这是翻闲书撞上的，在《手机语文》第118页。其中一节：“文章发表后仅仅几个月，1958年10月27日，钱学森竟然当面对领袖说，其一，那只是计算了一下，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，我也不知道；其二，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是有错误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领袖闻之而曰：‘你（文章）的看法是对的！’这就是说，收也收不回来了。”这是原文照录。钱先生毕竟是书生呀，良知未泯。

所以，觉得事情大概不象罗先生们想得那么简单。在粮食“卫星”这件事上，钱先生发表的意见和发挥的作用的确很不好，但是，把他说得跟罪魁祸首似的，也冤枉。顶多是主观迎合和客观推波助澜。而且，还有“这就是说，收也收不回来了”这么人多不知的一节。这荒唐事过去了五十多年了，责任该谁负，谁负；谁该负多大责任，负多大责任；谁该负什么性质的责任，负什么性质的责任。别搅成一锅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