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学森在中国是大科学家,是力学家,对他的学问本业,专业以外的一般国民知之不详。知道更多的是他早年归国的传奇和有关他与“两弹”的故事,是一位楷模人物,这是正面的。当然也有负面的,而且在身后也被人揪着不放。
在跃进年代,各地捷报频传,“卫星”满天飞,以粮食产量最叫人欣喜。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7月12日报道:据新华社郑州11日电,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,平均亩产7320斤。时隔一个月纪录被刷新,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8月13日报道:新华社武汉11日电,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,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。又隔一个月零五天纪录再刷新,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9月18日报道: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,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。
余生也晚,孤陋寡闻,不知是否还有比这更大的“卫星”。
举国狂欢,连领袖们都在考虑这么多粮食吃不了怎么办,一颗又一颗的“卫星”,一再挑战着人们的常识底线,所以,欢欣鼓舞中也有狐疑。
这时,有两篇文章面世:《粮食亩产会有多少?》和《农业中的力学问题——亩产万斤不是问题》,前者发表于首席党报《人民日报》,后者刊于首席科普刊物《知识就是力量》。
《粮食亩产会有多少?》论证:“现在我们来算一算……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,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!这并不是空谈。”《农业中的力学问题——亩产万斤不是问题》中计算:“我们算了一下……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.9万斤了。”论证和计算的结果是平均亩产量4万斤上下不是空话。
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。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的话,可能会有影响。据说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。党史专家罗平汉曾说,出身于农家的领袖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,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,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。”
持这种看法的人很不少,因而时至今日,有不少人揪着钱不放,认为他应该“道歉”。壶也认为他应该“道歉”,觉得他多事,对本业之外的事信口开河。但是,直觉以为,虽然未见到他“道歉”之类,这也不应该是故事的全部。因为这也不太合常识。
还真猜着了,这故事还真有后一半,这是翻闲书撞上的,在《手机语文》第118页。其中一节:“文章发表后仅仅几个月,1958年10月27日,钱学森竟然当面对领袖说,其一,那只是计算了一下,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,我也不知道;其二,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是有错误的。更有意思的是,领袖闻之而曰:‘你(文章)的看法是对的!’这就是说,收也收不回来了。”这是原文照录。钱先生毕竟是书生呀,良知未泯。
所以,觉得事情大概不象罗先生们想得那么简单。在粮食“卫星”这件事上,钱先生发表的意见和发挥的作用的确很不好,但是,把他说得跟罪魁祸首似的,也冤枉。顶多是主观迎合和客观推波助澜。而且,还有“这就是说,收也收不回来了”这么人多不知的一节。这荒唐事过去了五十多年了,责任该谁负,谁负;谁该负多大责任,负多大责任;谁该负什么性质的责任,负什么性质的责任。别搅成一锅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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