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壶生的博

壶里乾坤大 腹中锦绣多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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壶里乾坤大,腹中是非多。虽为凡俗子,不甘自磋跎。兴豪空酒力,对月少悲歌。踱步红尘里,潇洒一过客。注: 《壶生的博》所有的文字均为壶生原创,拥有全部自主产权,保留所有权益。感谢阅读,如有转引请注明和告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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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1254 政治、英雄和安居乐业  

2014-01-08 08:41:27|  分类: 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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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在我成长的年代,关心政冶是个很好的词,我成长的年代还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。那一段时间大致是1970年到1976年,我12岁到18岁的时候。

那时不关心政治是件非常大的事情。学校里有政治课,考一些“九大”中常委的名单之类的时事,那一次老师的标准题中把陈伯达名字的“伯”错写成“迫”,挺紧张,最终还好,有惊无险。考试也有成绩,政治课不是计分,是划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及格和不及格四个挡次。基本上都是良好和优秀。不及格的记忆中只有过一个——一个小个子同学,在本子上乱画,出现了“反标”的状况,被检举——所以,政治不及格。据说政治不及格得学校党支部批。可见,政治课的及格与否,说得是政治表现及其定位。

教育革命搞小初高“九年一贯制”,小学到高中——即一年级到九年级,我们班里出现一个政治不及格学生是六年级时候的事,也就是初一。政治不及格是件天大的事情,但在这同学身上是混混沌沌的,他依旧是自己蔫玩,憨憨怯怯地笑。跟着先进同学去他家“帮教”过一次,一间光线很昏暗的屋子,简陋而充斥着异味,他妈妈在家,瘫痪在床,他爸爸是建筑公司的木工,没见着。我不记得别人说过什么,肯定我没有说话。

那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词,叫不满现实。那是沾染不得的,不满现实孰几就意味着反党、反革命,比政治不及格又有发展:矛盾性质也变了,有可能就“敌我”了,被专政甚至杀头的都有。所以,那时大家对现实都“满”,都极其热爱。是非和善恶的取舍、言语和行为表现,可以高度的概括为“共诛之”或是“一致拥护”,不象现在可以说三道四。

每学期的期末都有自我鉴定,然后是班级鉴定,给一个学期的表现盖棺定论。自我鉴定当然是自己写,班级鉴定名义上是班主任写。但班主任老师多半会列出分类名单,给出类型文本,然后找学生代劳。不才曾有过这种荣幸。发现“给出类型文本”的套话中,必定有一句是“关心政冶”。

生之也晚,无缘参加红卫兵,参加的是由少先队改的红小兵,没有“运动”过别人,也没有被别人“运动”,看着别人“支边”或“下乡”,轮到自己时是1975年之后了。混乱中一种单纯而严肃的生活,不过,毕竟是孩子,天性中就有玩,学习没有什么压力,寻常的“瞎玩”之外,也有别的,比如在家中的角落里找出一架康乐琴,摸索着锲而不舍地拨和弹,终于完整地弹出《东方红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也下跳棋,一粒粒棋子象一个个小人,想想我们也就是棋盘上一粒粒棋子……

一切天经地义,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,不会有,也真的没有,真诚而没有任何异义和疑义。林彪事件后,学校开批判大会,被点中作为学生代表发言。在批判稿中做了一点“小手脚”,偷偷地引了《林副主席语录》中的一段话,是林副主席引用列宁批判什么人的话又批判什么人,大意是说什么人是工人阶级后院的一只鸡。搬过来批判说林副主席是无产阶级后院的一只鸡。审稿的老师、参加批判会的教师学生,没有人发出问讯——是没注意、装糊涂?还有读书不认真没发现?不得而知。忐忑中小小的“大逆不道”的犯罪快感——四十多年前的玩童秘密。

那时虽然不大学文化,但是都讲政治,举国政治热情都高。今天批判谁,明天又学习谁,没有消停过。我们从未缺少过批判的标靶和学习的榜样。回头想想这也是致胜的一条法宝。批刘邓、批林孔及至批宋江,批判的不去说了。学习的榜样也应时而生,没断挡缺货。所以“英雄辈出的时代”在小学生作文中也是一句寻常的话。

老的英雄站不住了(雷锋除外),新的渐次走来:杨水才、门合、沈秀芹、张铁生、黄帅……

对了,张铁生、黄帅之后,比较先进的同学在自我鉴定中,“关心政冶”之后还会有一句“能够做到反潮流”。

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,我们关心政治、我们学习英雄,我们在真诚的愤怒和真诚的歌颂中长大成人。后来也迷惘了,也有了从政治狂热的峰颠跌到政治淡漠的谷底的痛苦……

举目世界,中国人也许是各国、各民族关注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伙人。但是并不以为国人天生就有关心政治的传统,觉得这也是养成和无奈。文革等特殊时期除外,因为那时有“另类”之虞,所以必须关注政治,自觉成分和被动因素在这里不定哪一个更大。一事当前,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“紧跟”,这是自觉参与和被动自保两个因素使然。除却这类特殊时期,中国人如此热情关注政治的原因,以为大概是政治同“国计”和切身“民生”的联系太密切。

很少有机会听名流学者的讲座,在屈指可数的几次中,有一次是听葛剑雄先生讲边疆地理,大块朵颐,获益匪浅。听君一席话,胜读一叠书。感觉极佳。葛先生对关心政治也有过精彩表述:“全国政协常委、复旦学教授葛剑雄认为,一个健康的社会,多数人是不关心政治的。其实反过来说,多数人关心政治的社会一定不健康。在健康的社会,政治也是健康的,用不着关心政治。政治为上层建筑,如同河流之源,对下层建筑具有引领示范的决定作用。政治不健康,多数人关心政治,体现了社会对改革上层建筑的呼唤(微博热推 戚聿东)”。

无事翻闲书,有一路书始终喜欢看,就是物理学方面的。眼下床前正翻的是恩里科.费米。牛顿、爱因斯坦、玻尔们的人和学问魅力无限。这些巨擘中,意大利人伽利略是极崇的一位。关于“英雄”的话题很赞成他的话:“因为宣布地球转动说,伽利略被审判。他出来时,学生冲过来:老师,你顶住了?伽利略:不,我招了。学生震惊:为什么?伽利略:因为我怕挨揍。学生愤怒: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!伽利略摇头:不,需要英雄的国家才不幸——理性的国家不需要英雄,只有失常的国家,才将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(墨公子V:【不幸】)”。

我们怀念遇罗克、林昭这些英维时,是否想到这一层。当政治和国家出现问题时,我们期望“匹夫有责”,大家都“关心政治”和“英雄辈出”,这是正确和期望的。但以为这是非常态——是政治和国家出现问题了。如果在正常状态下,关心政治是政治家和学者的事,多数人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,因为不需要。时代和社会也不需要英雄和呼唤英雄,大家都平庸地生活着。这是什么?这是安居乐业。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过:“功成事遂,百姓皆谓:‘我自然’。”又说:“国家昏乱,有忠臣。”以为说得就是这个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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